1976年1月15日凌晨五点，北京殡仪馆外的北风像刀子。守灵的卫士赵一鸣揉着通红的手，抬头望见远处一排黑色轿车正缓缓驶来。今天网络在线股票配资，周恩来同志的追悼会就要举行，城里的交通灯全调成了绿色，所有人都知道：总理最后一次“出行”，不能被任何红灯拦住。
车门打开，治丧委员会成员鱼贯而下。朱德戴着黑臂章，步子虽然慢，却依旧挺直；邓颖超裹着一件深灰色大衣，眼睛红肿得厉害。灵堂里布置早已完成，正中的遗像取自1955年开国将帅授衔那天，总理笑得很淡，却能让人瞬间安静下来。
灵柩四周摆满白菊。按照周恩来的遗愿，骨灰最终要洒向大海，但在此之前，他仍要向党旗作最后的告别。治丧委员会由毛泽东任名誉主任，共107人。名单贴在门口，密密麻麻，全是老战友：朱德、叶剑英、邓小平、李先念……名字与共和国历史一一对应。
上午十时整，礼宾司确认外事宾客已全部就位，告别仪式正式开始。朱德走到灵柩旁，右手颤抖，却仍举到眉间，敬了一个标准军礼。随后，他退到侧面，给江青让出位置。
就在这时，一个小小的插曲发生了。江青戴着一顶深色毡帽，低头向前。殡仪礼宾官轻声提醒：“江青同志，请您脱帽。”江青没有动作，嘴里轻声说出两个字：“感冒。”声音不高，却被朱德听见。朱德眉头一皱，侧身半步，声音低沉却清晰：“请你脱下帽子，这是礼节。”一句话，不疾不徐。江青愣住几秒，最终取下帽子。短暂的僵硬，没能盖过哀乐声。
哀乐响起，邓小平站在麦克风前宣读悼词。读到“心脏停止跳动”时，他咬了咬嘴唇，声音一下子低了半度。很多人第一次发现，那个以“钢铁”著称的副总理也会在公众场合红了眼眶。
人群肃立，许多人回想起八天前的清晨。1月8日9时57分，解放军301医院心电图上的一条直线宣告——周恩来走了。医生张佐良按下抢救铃，十五分钟的胸外按压没有奇迹。邓颖超赶到病房时，守在门口的护士已泣不成声。周恩来的遗体被转送北京医院太平间，理发师朱殿华负责整理仪容，老工匠剪完最后一缕头发时，两行热泪掉在白色床单上。
许多人说，总理其实早在1972年就该好好休息。那年二月尼克松访华，一周行程，周恩来几乎全程陪同。两个月后，尿检出现异常；1974年2月确诊为膀胱癌，三次电灼，两次手术，身体仍在苛求自己。1975年11月后，他连坐起都困难，却仍批阅文件。护士夜里给他喂药，他轻声叮嘱：“别惊动警卫，大家都很累。”短短十字，连呻吟都压低。
1月7日，病房灯光昏黄，周恩来忽然睁眼，对轮班医生说：“你们去照顾别的病人吧，这里没事。”这成了最后一句话。听者无不低头抹泪，却又不敢抽泣出声，怕惊扰病榻上那位老人。
追悼会进入告别环节，队伍绵延到院外。有人算过，一个小时过去，行礼的队伍还没缩短。北京1月的寒风吹得人脸生疼，但没有人抱怨。灵堂外墙上悬挂的黑底白字挽联，在风中猎猎作响，像在提醒：这位倾尽一生心力的老人终于可以休息了。
当天傍晚，工作人员遵照毛泽东批示，将骨灰装入四只文件袋。17日清晨，专机从通县机场起飞，第一次盘旋后机舱门打开。邓颖超抱着文件袋，身体前倾，灰白色的粉末瞬间融入云层。随后，密云水库、天津海河口、黄河入海口三次投撒。罗盘指针无声旋转，机舱内一片肃穆。
骨灰撒完返回首都，文件袋已空，只剩少量灰粉粘在封口。工作人员遵照遗嘱，将空袋放进人民大会堂台湾厅，桌上摆了六盆水仙。夜深灯暗，警卫换岗时偶尔回头，看到淡黄色花蕊在绿叶间微微颤动，像极了总理生前那抹节制却温和的笑。
有人翻检周恩来的遗物，旧衣服补丁密布，只有一块手表还能走时。叶剑英看完登记表，沉默许久：“他给党和国家留下了巨大的财富，却没给自己留下半件好东西。”随后合上文件，抬手敬礼。
1976年终，周恩来、朱德、毛泽东相继离世，年轮翻过半个世纪。那些在历史课本里反复出现的名字，其实都曾像普通人一样在病痛里挣扎，在礼节里争执，在困难里咬牙。追悼会上的那声“请你脱下帽子”，不仅是对仪式的坚守，也是老一辈革命者骨子里最朴素的原则——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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